红色宣威忆红军长征过宣威

王首道同志谈红九军团占宣威城

经过了困难和危险，我们到达云南宣威的好地方了。首先于4月25日占领板桥，半夜袭取宣威，敌人逃走，我们即于26日拂晓入城，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了两三支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有名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云南宣威、东川一带干人儿对于红军是非常热烈拥护的。当我们进攻东川，在离东川城30里的者海休息的时候，便在散发积谷的号召之下，不到一点钟就扩大80多个红军。等我们围攻县城时，更有许多干人儿向我们报告消息，说：“我们都欢迎红军的，只是县长杨茂章压迫我们守城。城内只有民团余，他们都不愿守城，……。”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便一面宣传和写信，进行外交方式的工作，一面准备攻城。至下午3时（5月4日），城内派人出来，答复5时准我们入城，但是可恶的县长，仍要压迫民团死守。我们便提出只杀反动县长一人，决不伤害一个老百姓，结果人民欢迎我们入城，东川巩固的城，不攻自破了。我们到城内，秋毫无犯，并根据群众的要求，逮捕县长杨茂章、最大土豪恶绅“刘二老爷”，经过将近万人的公审大会，把他们枪决了。全城内外群众，都说红军为民除害，男女大小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们因为敌情紧张，仅仅在这城内驻了一天半，散发了多土石豪的谷子，筹款余元。干人儿如山如海似的涌入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多个红军。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白区扩大红军的成绩。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黔滇

肖克

我们在乌蒙山区回旋了一个时期，准备到南北盘江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南北盘江，包括贵州的西南，也包括云南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我们做过调查，认为是开展游击战争比较好的地方。这一带民族虽然复杂，但只要你搞马列主义，那里都是可以革命的。所以向南的时候，二军团到盘县，六军团走宣威。我们在宣威打了一仗，这一仗对云南的敌人是个重大打击，教训了他们，你堵我就打。打仗后，六军团向宣威东南靠近二军团，准备实现原来的计划。这时，追到乌蒙地区的敌人又向我们围了过来，可是敌人的数量比过去少了。

在此期间，红军总部打来电报，要二、六军团向西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电报是年3月23日发来的。这时，我们还正在同敌人打仗。打完宣威这一仗之后，我、王震、张子意从亦资孔动身，走了一天路，到盘县开会，研究如何执行这个指示。

讨论结果，同意总部的意见，并立即执行。我记得弼时同志讲，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他们也到了陕北，四方面军在四川，现在总部又来电报说要我们汇合起来一起北上。全国革命大势转到西北。这是盘县会议最重要的决定。

向西行动中间当然会遇到战斗。孙渡当时有7个团同我们靠的很近。云南，我记得是有7个旅，18个团，一个团人，共4万人左右，是有一定力量的。

我们在盘县亦资孔一带休整几天，摆起在南北盘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架势，叫人看起来不是装的，然后突然来一个向西，通过沾益、寻甸、普渡河、富民这些地方。在普渡河，我们有个很紧张的几天。二军团四师已过了普渡河，后来又叫他们回来。六军团快过普渡河，在富民县款庄坝的小松园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堵住了我们的路。这次战斗，敌人还有飞机助战。飞机是从昆明飞来的，因为很近，一会又来一会又来。蒋介石专门调了一个飞行中队到昆明，他自己也来到昆明坐镇指挥。从上午10点前后打起来，打到下午4时，四师回来了，我就叫四师赶紧归还建制。我们快到黄昏才撤退。这时，敌人打不动我们了，我们也打不动他们。那天，是多少敌人我们也搞不清，总数可能在三四个团以上。具体情况还需慢慢回忆。我们撤下来走了十多二十公里，碰到二军团，我见到贺总、弼时、关应向他们，王震同志也在二军团，因为那天上午有事去的。我们很快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当时，敌人行动也很快，我们刚一撤下来，他们就靠拢来了。后来，我们向南靠近离昆明四五十里处，造成迫近昆明之势，从普渡河上游渡河，转向西面，这样就摆脱了云南敌军主力。这期间，我记得我们用两个团打了个六甲战斗。在普渡河紧张的那几天，我们摆脱了云南的主力，蒋介石的中央军是跟我们的，但离的远一点。这样，我们就比较顺利的向西了。

向西，我们一天走九十里、七八十里。云南的地方军，沿途没有把我们堵住。龙云要他们守城，土豪们把财产集中到城镇，我们打下城镇，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所以，我们虽然路走得很快，走得多，但不很苦。这样，我们一直走到鹤庆。有时候分两路走，有时候合在一起走。到鹤庆开过什么会议没有，现在我对这件事记不起了，不像盘县会议记得那么清楚。恐怕在鹤庆，两个军团的领导是商量过的。接着，我们就组织部队抢渡金沙江。渡江成功，我才松了一口气，写了《过金沙江》诗：“盘江三月燧烽飏，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闻金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向北方”。

就是在抢渡金沙江的前后两天，是哪两天我记不起了，总部又来了电报。电报全文记不得了，但起码记得这几条：刘伯承同志为总参谋长；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为二方面军；四、五、九、三十、三十一军为四方面军。这个电报就是我们渡江前后的一两天发来的。现在有的把组成二方面军的时间提前，这个时间是不能提前的。提前没有必要嘛，不符合历史事实嘛。

过金沙江后，我们沿江走了一两天，在沿江村落休息。后就翻越大雪山，到小中甸、中甸，分兵北进，我们走定乡、稻城、甲洼、理化、瞻化，到甘孜；二军团走德荣、白玉那边到甘孜。我们在离理化里的地方与甲洼三十二军会合。我们走得快一些，6月22日到达甘孜（二军团晚到几天）。7月2日下午，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来看我们了。徐向前同志没有来，他带三十军出发走了。总司令来看我们这天，即7月2日，正式宣布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的命令。在此以前为二、六军团。我们一路长征，对总部的指示、决定，执行是坚决的，执行得是好的，所以实现了总部电报的计划。没有渡江之前，也曾考虑过，万一渡不了江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准备在滇西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敌人想消灭我们是消灭不了的。过不了江，在滇西北游击，当时领导集团有这个打算。后由于我们胜利过江，这个打算就放弃了。

关于长征途中的重要战斗，在云南范围来讲，普渡河是一个大仗，可郎一仗也打得激烈，是六师打的。我们在普渡河地区是回旋得好的。龙云把警卫团和工兵大队都调过来了，在富民小松园抗击他四个团，所以叫“炮火横飞普渡水”。普渡河这一仗，我们摆脱敌人，胜利西进，领导同志贺、任、关是领导得好的。

过金沙江之前，总部给我们打来电报，要我们准备些辣椒、生姜之类的东西，我们做了准备，如带一些糖等，但没有经验，准备不充分。如果那时我们有过雪山、过草地的经验，会在鹤庆、丽江、金沙江边准备的更好些，更充分些。

过金沙江时，我们队伍保持了10人，这我记得清楚。这个数目在那时是不小的。我们沿途注意扩红，虽然沿途经过不少战斗，也有不少补充。在余庆战斗之后，渡过鸭池河，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活动了20多天，又扩大了。余庆住的是国民党二十三师李必蕃的部队，我们通过时，摆两个团等敌人来。后来敌人来了，我们的两个团就顶住打，使敌人截击我们的企图不得逞。余庆战斗是一个好的掩护仗。由于我们沿途都注意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所以到金沙江，部队还保存了湘鄂川黔那个时期的数目。

我们一路打的大仗，便水是一个大的阻击战，宣威虎头山是一个大仗，余庆是个掩护仗。在将军山打了个便宜仗，消灭敌人多人，我们只伤亡多人。我们在将军山呆了七八天，胜利后马上转入防御，修工事，敌人过来啃过一次，没啃动。另外大的战斗就是普渡河战斗，其他是打的小仗。由昆明转向西后打的小仗，是占便宜的小仗。在贵州扎佐消灭敌人六个连，是个好战斗。战斗就是这些，具体情况一下很难回忆起来。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那是做得好的。我特别感到三个方面做得好。一是搞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总口号是“抗日反蒋”。鹤庆纪念碑上的十多二十个口号，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其中“打倒汪精卫卖国贼”那一句，我有点怀疑。因为汪不是红军要打的主要对象；同时，汪那时已不在国内，到法国去了。国民党掌权的是蒋介石，蒋有决定作用，汪没有决定作用。当然，这样写也不错，因为汪虽不在国内，但也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二是搞统一战线。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我们党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说要搞国际统一战线。中国自己开始也是搞统一战线的。年夏天，又提出在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的军队搞统一战线。福建十九路军在那年冬天，就同我们订立停战协定了。后来蒋介石解决了十九路军的问题，转过来集中力量搞我们。我们在出发前，搞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比较明确的。在新化，我们号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到了贵州毕节，我们就把思想进步的社会名流周素园等人请出来，周写信告诉孙渡，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反蒋。在路上，又以我、王震、张子意三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孙渡。孙渡后来讲他收到了，还把信转给了龙云。那个信的大意说，我们到云南是抗日反蒋，蒋介石借口打我们而派兵到云南来，将来云南是你们的吗？我们讲“假道灭虢，史有明鉴”。这是一个历史故事，这样的话能够打动人。这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故事。当时晋国既想消灭虞国，也想消灭虢国。晋要灭虢必须向虞借道。晋侯将屈产之好马送与虞国，说请借借路。虞国有个有头脑的人叫宫之奇出来反对，说，这个可干不得呀，将来消灭了虢会反过来危害我们的呀！但虞候不听他的话，让晋假道。晋把虢国灭掉了，回来把虞国也灭掉了。信是怎么送去的，我记不起了。

对俘虏，我们有一贯的政策。就是多做宣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定发路费——三块现洋。那时，我们自己顶多一个月发一块钱，或者只发五角。但是放俘的时候，一人一定要给三块现洋。我们自己少用点，可是对俘虏官兵是优待的。这对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好的宣传瓦解作用。我们在江西实行这种政策，国民党士兵很高兴，他们中流行一个小调：“见了红军不要慌，上天一排枪，三月不发饷，加入共产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我们的敌军工作是做得好的。我看到蒋介石给庐山军官团一个讲话，他对我们发三块钱恨死了。他说，现在有些当兵的，简直不知廉耻，到共产党那里领了三块钱，还嘻嘻哈哈地回来！士兵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因为蒋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的过来，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工作，就编到我们部队打仗。所以，我们做敌人的这套工作非常熟练。国民党士兵人人都是苦出身。要是土豪、资本家的子弟怎么会当兵？当兵的人都是穷人，贵州叫干人，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一做工作就见效。我们做敌军工作越往后本事就越大。

以上三方面的工作，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做得好，有时有缺点有不周到的地方，但总的是好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摘自《红军滇黔驰骋风云录》）

从乌蒙山到金沙江

张铚秀

宣威是云南东北部的重镇，又是川、黔两省通向云南的要冲。年初春，中央红军曾在宣威进行过战斗。因此，滇军对此地的防守力量也有很大的加强。在当时，宣威是滇军阻截红军并企图消灭红军的屏障，也是滇军驻扎重兵的一道重要封锁线。当然，宣威也是红二、六军团必经的要地。

当我们进入宣威境内以后，云南省主席龙云立即命令他得力的旅长刘正富，从会泽方向折向宣威城防堵。因为当时龙云估计红二、六军团可能按照我中央红军路线渡江北上，所以刘正富把防堵重点放到了昭通沿线，殊不知，我们大部队却进入了宣威。

红二、六军团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应向、肖克、王震等首长综观战局，识破了敌人的部署和企图。同时我们转战千里的各级指挥员，在战略和战术思想上，都掌握了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我作为一名营指挥员，常常从师、团领导同志那里得知，追随我们的敌人，几经回旋，被拖得疲惫不堪，而且大部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红军较近的郭汝栋纵队减员很大，只有少数兵力可以机动；只有孙渡纵队的鲁、龚两旅尾随红六军团；进至宣威的滇军第一旅有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约五千人，虽然号称龙云的“劲旅”，但只要我军集中力量，是能够歼其大部或全部，为红二、六军团进入盘江地区打开通道的。据我所知，军团首长决心用较多的兵力准备投入战斗，并在我们红十六师四十七团进入的一片松林阵地的后面一个叫大坡山的高地上建立了指挥所。年初秋，我和晏福生同志重访大坡山，他非常肯定地说，此地就是当年设立指挥所的地方，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得很清楚：一、当时他同师长周仁杰到指挥部领受过任务，看到山后的一片松林，就是部队宿营地；二、晏福生同志曾经在宣威之战时臀部负伤，地点就在指挥所左侧的一个山丫口地方。当年在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任政治处总支书记的彭龙飞同志也回忆道，他那时负责群众工作，走访村寨，常常碰到红二军团的同志，从中得知，红五师在陡山坡担负阻击郭汝栋纵队的任务，红六师准备到石丫口阻击孙渡纵队，担负掩护全军右侧翼安全。

我们红六军团是正面的部队，在观音堂、来宾铺一线，进入出发阵地，积极构筑工事，挖修临时战壕。我所带领的红四十七团一营进到来宾铺以南的时候，有不少青壮年对我们很亲热，看到战士挖工事，就主动送来铁锄、铁撬等工具，帮助红军作好战前的准备。人民心向红军，这是长征时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群众明知我们不可能长驻和久留，然而，对红军的相助和支援，却是那样无私无畏，真诚相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3月23日天亮以后，红六军团十七师面对滇军刘正富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滇军刘正富亲自指挥的两个主力团引到一条河流两岸。该地山丘拔地而起，南北相间的虎头山以北地带，正是我十六师迎击敌人的阵地。当刘正富主力一、二团进入我们阵地后，四十七团在团长覃国翰、政委刘礼年的指挥下，猛烈开火，由于战前的周密部署，兵力虽然很隐蔽，但火力十分密集，给了刘正富狠狠一击。

接着红十六师、十七师对占据虎头山的敌人进行全线反击。但敌军依托虎头山主峰部署了机枪阵地，封锁我军的冲锋道路。这时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来到我们这一营，他操着广西话对我说：“张营长，你们打得很漂亮，再往前推进！”覃团长的话，是鼓励，也是命令。我简明地对身边的一连李连长、孔指导员、二连长下达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覃团长亲率我营从虎头山与紫灰山结合部的凹地直冲到山顶。占领阵地后，发觉是敌旅部指挥所。这时，一连李连长和二连长报告说，他们冲到山头，敌人没有反击就朝县城方向撤退了。接着李连长拿出一支德国制的勃兰宁驳壳枪，说他们缴获了20多枝，俘虏20多人，估计是该指挥所的警卫分队。经询问俘虏，我营占领的高地果然是滇军刘正富旅的指挥所，我和覃团长立即布署查寻刘正富的下落。侦察得知，刘正富在红军接近山头时乘马脱逃了，我一听就急着要去追击正在溃散逃跑的敌人。当部队刚要行动的时候，覃团长命令我营加修工事，原地待命。他说：我也想扩大战果，但是要再看一看，师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再者，前面敌情不明，两侧主阵地还未攻占，继续追击离开大部队太远，恐有不便。覃团长是很善于运用灵活战术思想指挥部署的，他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对我企图向敌人穷追不放的情绪，有极大的稳定作用。于是，我遵照覃团长的命令，嘱咐所属连队就地构筑工事，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反冲击。不多久，敌人的增援部队从我左侧和四师右侧发起攻击，我决定收缩，守卫我们的既得阵地。从3月23日午后至深夜，滇军刘正富所属的两个团，并配属地方两个保安团和广富、个旧两个独立营，前后被我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十二团的战友们击溃和歼灭一部。由于孙渡纵队的鲁、龚两旅增援，敌军越来越多，全歼敌军已不可能，战斗呈对峙状态。至3月23日深夜，我红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的部队，发动几次火力袭击后，奉命撤出战斗。

红二、六军团分兵两路，向东南方向转移红六军团大踏步朝云南富源迈进，红二军团则迈向贵州盘县，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宣威之战，红军声威大振，影响深远。据事后得知，当时的伪云南日报随军记者曾写有《宣威××血战详记》。文中写着：“计自午前九时起至午后二时正，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籍，加以天候阴雾，愁云惨淡……战场景象，令人肃栗！”这段文字，确实描述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同我们交战的真情。群众对宣威之战，也有许多夸张的传说，他们说：“红军有一种神药，顺腿打几针就可以行千里”（指行动神速）。“红军打起仗来，胸脯都会走路”（指匍匐前进）。“红军有障眼法，只要面前出现一个红军，手中的机枪就不知不觉转过去扫射自己的人”，“红军的战术是波浪式的（指运动战），蒋介石的兵再多也斗不过红军。……”群众还编民谣唱道：

红军真勇敢，

旗帜飘云端；

乌蒙山区转一转，

歼灭敌人有几万；

虎头山上再一战，

打得湘、滇、黔军心胆寒；

红军真勇敢，

誓为贫人打江山。

宣威之战，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虽然给敌军以严重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年初夏，宣威人民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刻在烈士碑上的仅是团以上干部的英名，还有许多未能刻上名字的英雄战友，他们的业绩同样也是永垂千秋，光照日月的。红四十九团三营营长马秋德，是一位能征善战，爱兵如兄弟、带兵有方的优秀基层指挥员，他早我两年参加红军，是我参军时的连长（游击队长）。我们都是在井冈山革命风云中，同父辈一起投入农民暴动的青少年，他任连长时，我当过排长，他任营长时，我当连长，直到我革命到四十七团当营长，两人这才分开。马秋德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红十六师的组织科长唐辉，战斗之前到我营部署战场群众工作，战斗打响后，就在观音堂附近的村落边中弹牺牲了。听说，晏福生政委在掩埋唐辉同志的遗体时，满脸泪水，为失去一位年轻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干部深感痛心和惋惜。年1月，当年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同志到云南时深情地说：长征路是胜利的路，但又是洒满和滴落了革命烈士鲜血的路，这条路已经开遍了胜利之花。肖克同志的话，确实道出了我们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的肺腑之言。

宣威之仗，是在边打边走的进程中撤出战斗的。听师首长说，宣威这一仗，歼灭滇军一部，冲破了敌军约三个旅防堵的防线。3月底，我们在平彝（今富源）同孙渡设防的部队有一次小仗，打开通路以后，即向滇中急进。肖克同志重访云南时，谈到当时红二、六军团挺进云南的战略意图。肖克同志说：两个军团领导于三月二十八、九日曾在盘县开会，那是在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电报后的一次会议。电报指示的大意是：二、六军团在渡江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于阴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并指示出五个渡江点，请自行选择。以贺总和弼时同志为首的两个军团的领导同志决定，坚决执行总司令的电报指示，因此，决定两个军团分两路向滇中进军。肖克同志还谈到：当时蒋介石急令“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率樊嵩甫、李觉、郭汝栋等三个纵队继续追击我们，滇军孙渡纵队又从滇东北赶到嵩明配合龙云的直属部队堵截我们。鉴于敌情任然十分严重，我红二、六军团进入滇中前，贺总、任弼时同志请贵州毕节的著名爱国老人、随同红军一起长征的周素园老先生写信给龙云、孙渡。周老先生以护国义举劝说龙云，希望他和红军合作。在途中，肖克、王震、张子意同志，又联名写信给龙云和孙渡，以“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的历史故事，劝龙云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希望他和红军订立抗日停战协定。此举当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蒋介石以拉拢手段，命令龙云为“追剿”军总司令，湖南军阀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这样，中央军樊嵩甫纵队，湘军李觉纵队，川军郭汝栋纵队，加上滇军的孙渡纵队都齐向滇中奔集。同时出动飞机连日侦察轰炸，以迟滞我们渡江行动，并企图在追和堵的阵势中消灭红军。

我参加红军的回忆

徐文礼

红九军团到宣威板桥是下午4时左右，当晚红军就住在板桥。我姐姐家在板桥庄子，她家也住了几个红军。那晚，我也在姐姐家。第二天，红军走了，我就到灰洞去找红军。打下宣威城后，我就跟着政治部连夜到县城。进城的第二天，我跟着他们在街上宣传，我还见到何长工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何长工拄着拐棍，一拐一拐的，城里街上有的还关着门，他就用拐棍指着门一家一家的喊开门。

红军进城后，打开了监狱，还枪毙了一个人。红军离开宣威，出城时是向南走的，我们没见到被杀掉的那个人的尸体。

在宣威参加红军的约两百人左右，我记得在板桥参加红军的有：陈培德在教导队，后在天全战斗中牺牲；何正坤在康西雅安牺牲；吴应章后任三五八旅一团三营副营长，在玉林战斗中牺牲；吴应贵在抗日战争时牺牲。另外还有吴应伟、刘文耀等。（本文系访问记录整理）

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孙渡

据史料记载，龙云统一云南后，孙渡于年11月21日任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年至年间，担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年任第98师第3旅旅长，进兵广西作战。年2月回滇，3月任第十路军参谋长，9月21日，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年任剿匪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防堵追剿红军，后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年3月，蒋介石委任龙云为黔滇绶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到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尾追过滇的红军二、六军团。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滇北，插入宣威县境，孙渡纵队尾追红军至宣威。红六军团萧克曾写信给孙渡，建议双方缔结停战协定，孙渡置之不理，继续尾追，在宣威来宾铺一带向红军发起猛攻，使红军战士数百名伤亡。经过两天激战，孙渡纵队重创败退。4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西挺进，直指普渡河，红军渡过金沙江，孙渡纵队才停止追击。年4月18日授孙渡陆军中将。

约在年3月间，第三纵队正在昭通、彝良之间行军途中，忽闻向镇雄前进的红军，又回师经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宣威进发，于是，第三纵队也不得不回头跟踪尾随。在途中我曾接肖克将军等来函一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我一面转报龙云，一面仍继续尾追。追至宣威北边的途中（地名已忘），左边有一条岔路，红军已有这一条岔路走了。但我到此并未尾追，只派兵一部在岔路附近警戒，以掩护后续部队的通过，主力部队仍径向宣威南进。因为我所走的这条路，可以利用会泽通宣威的电报线路，尽先搜集情报（当时云南各县尚无电话，但可利用电报局电线通话），以便酌定行动。

当行至距宣威县城约40里附近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相隔三四里就有电话线。我即令通讯兵去挂电话，随即找宣威县长范捷正询问情况。范云：第一旅现正在虎头山附近与红军接触，闻尚有红军继续到达云云。我急即着范迅速通知旅长刘正富，说我们部队已经到达，随即可以参与战斗。当时我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在虎头山之战斗对红军不利，因为在我军衔尾跟追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有各个击破我第一旅的余裕时间，且虎头山在我行进方向直前，距离不远，亦非红军作战有利之地点；第二种想法，认为红军毫无顾虑地在虎头山进行战斗，一定是看到第一旅在行动中有什么弱点，或其他某种有利于红军的情况，感到第一旅有被吃掉的危险。而无论哪种想法，均非争取时间，力求迅赴事机不可，遂决心以第五、第七两旅按到达战场先后，即由行军队形逐次展开，投入战斗。又考虑到第二旅当日不能到达战场，暂以纵队指挥部直辖之第十七、第十八两团，控制作机动作用。我随即命令已向宣威前进中之第五旅速向十里铺（据范捷正报告此地战事甚烈。当时云南军用地图尚未完成，只凭范言以作指示）前进，与第一旅切取联系支援该旅作战。我率警卫一个连取捷径向虎头山急进，令第七旅午餐后（该旅正在午餐）循我走线路跟进，令第十七、十八两团随纵队部到宣威县城附近集结待命。

我到达虎头山时，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激烈。第一旅所占阵地的山麓及附近凹道内有密集队伍在休息的模样，我即问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稍远的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正谈话间，该旅右前方忽有连续之信号枪发射，红军即向信号枪指引之方向前进，企图向该旅之右侧进攻。这时的第五旅业已到达，立即参加战斗。未几，该旅左翼又发现红军的信号枪，企图向该旅左翼进攻，适第七旅到达加入作战，得以稳住阵地。于是全线形成对峙状态，且互怕被对方包围，有延翼竞争之倾向。薄暮时，枪声渐渐稀疏，战况即呈沉寂。

当日，我因第二旅尚在行军途中不能参加战斗，复估计红军尚有足够之机动部队未曾使用，加以我军夜战远不如红军等等顾虑，所以不敢有积极之企图。只希望能吸引住红军，等第二旅明日到达后，再举全力与红军决战。

夜间忽闻紧密的枪声，流弹飞落我们宿营的瓦房上，认为必系红军向我进行夜袭，但各旅迄未有异状发生的报告。至拂晓，始发觉红军已利用夜暗脱离战场，向宣威所属海岱冲方面撤走，乃知夜间紧密枪声，原是红军撤走的信号，纵队随即跟踪尾追。这是虎头山战役经过的大概情形。

第三纵队紧接着宣威虎头山之役后，即毫不停留地对红军进行尾追。当部队经过曲靖、马龙到达嵩明的杨林时，龙云曾派卢汉前来同我等商议。卢汉说：“龙的意思，欲消灭共军于嵩明的普渡桥附近，已派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龙的直属团队到普渡河西岸一带防堵。普渡河上只有一座桥，共军绝不能通过。只要你们追击的部队加紧追上，一定可收歼灭之功。”当时我说：“普渡河系一条小河，不会成为共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们尽力去做就是。”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领往普渡河防堵红军的兵力，有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近卫第二团（团长杨运新），工兵大队（大队长陆人耀，该大队系两营编制，第一营已拨归纵队指挥部充警卫营），警卫营（营长杨沅），四个单位共计官兵约四千人左右。近卫第一、二两团，系按新编制，团部有迫击炮一连、三个营，每营均以重机枪一个连、步兵三个连编成，各连亦配有轻机枪三挺。其余与普通的团营连大致相同。这四个部队均系龙云的直属部队，是由龙云直接命令派遣，由昆明出发的。部队预定到达普渡桥的期限和实到时间，我均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由嵩明县城出发数小时后，即据报工兵大队在普渡桥附近，与一小部红军稍一接触即狼狈溃逃，红军已过普渡河向滇西大道走去。追到普渡桥时，见桥的上下游到处可以徒涉，红军早已过河了。龙云之所以有些计划者，实由于宣威虎头山之役，他曾谎报蒋介石邀功。现更认为普渡桥的地形实比虎头山险要得多，所谓“天赐良机”，可以邀得蒋介石进一步的宠幸。但是，他的直属部队太不争气了。据第九旅旅长张冲在安宁见我时说：“在行军中看见山上被野火烧焦的灌木，就认为有共军，进行了很久的射击，以致延宕了抢占渡口的时间。”

红军渡过普渡河后，即长驱直入地向滇西的楚雄、姚安、宾川一带进军了。当第三纵队追抵宾川附近时，蒋介石曾邀龙云由昆明乘飞机往滇西上空，观察军队行动情形。闻龙云坐上飞机好久后，因对地面上的道路城镇等辨认不清，疑为已飞出滇境，有如王家烈第二的危险，顿时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将所写的信由飞机投下给我，始知飞机仍在滇境，于是才松了一口气，特别感到高兴。但又忽然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交流，烟瘾大发起来，简直无法抑制。蒋介石还认为龙是坐飞机不惯所致，乃以飞机上的热汽管向龙头部熏来熏去，殊不知烟瘾不是热汽管所能为力的。

在第三纵队行抵鹤庆附近，滇黔境内军事行动将告结束之际，蒋介石才发表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樊嵩甫为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为第二中队指挥官，我为第三纵队指挥官，李觉为第四纵队指挥官，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第三纵队继续尾追至丽江时，红军已由该县所属的石鼓渡过金沙江，纵队即自动停止跟追。约在六月初间，红军即全部离开云南，进入了西康。接着，两广军阀借口北上抗日，出兵湖南，蒋介石又将已到滇西祥云的刘建绪各部东调，离开了云南。到此时，龙云大有“食可安席，寝可安枕，云南依然是我家天下之感。”

从年1月1日，曲靖市患有卵巢巧克力囊肿、慢性阻塞性肺病伴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神经性耳聋等25种疾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参保职工，经二级以上住院医疗机构诊断确定符合单病种结算条件的，参保患者在治疗过程可以按单病种结算办法结算。

曲靖市各级医保中心对参保病人住院列为第一诊断的部分病种按病种费用包干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结算，参保患者不再支付住院起付标准费用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中规定的先自付费用。结算时参保患者个人支付比例为10%，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90%。

新增的25个病种结算标准根据协议规定从元到元不等。

自年实行急性单纯性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等10种疾病按单病种结算办法结算以来,年新增15个病种实行按单病种结算，再加年1月新增的25种实行按单病种结算，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结算项目达到50个。曲靖市医保中心在完善付费总额控制的基础上，将继续扩大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量，进一步加强住院医疗费用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有效保障参保人员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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